独特的文化厚土

魏建、贾振勇所著《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》，起码给我们梳理清楚了齐鲁文化的路径演变：从“沂源人”到“东夷人”，从“齐文化、鲁文化”到合流后的“齐鲁文化”，从民间的“齐鲁文化”到官方的“儒家文化”，从区域性的文化之魂到君临天下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坚，从“崇德尚仁”的伦理特色和“士志于道”的古典人文精神，到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工具。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，它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。这还不是它命运的全部，到了本世纪末，在现代文明之光的观照之下，它终于又从官方化、神圣化的膨胀中剥离开来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根基之一。

单是这样的一种理性、客观的梳理，便足以奠定这本书在文化学论著中的地位。而著者又向纵深开掘下去。那就是区域文化之魂对于文学的制约、渗透和深化。著者把二十世纪的山东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，既通过文学的树冠掘出了文化的根脉，又通过对文化之魂屡经磨难的梳理，勾勒出了文学翅膀的沉重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，正是通过这段论述，我读出了著者构架这本专著的思想功力与学养：

“文学是文化最完整、最鲜活、最深层的表现形式之一，正是在观照20世纪山东新文学的心路历程中，我们认为它形成了别具区域特色的新传统，这就是它的文化守成主义、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，一以贯之的是齐鲁文化的人文理想传统。这是20世纪山东新文学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。因为这种精神向度反映了人类的根本精神走向和终极价值关怀，蕴涵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深沉思索。”

正是从如上的思维向度出发，著者阐述了二三十年代以山东作家王统照、臧克家等人为代表的朴素的理想主义文学，以五六十年代的山东作家杨朔、贺敬之、曲波、峻青、王愿坚等人为代表的革命理想主义文学。前者是五四启蒙主义在齐鲁文化厚土上的辛劳播种，后者则是革命理想与齐鲁文化中的民本色彩的执拗结合。

新时期以来，山东新文学表现了更加浓郁的古典人文精神。著者准确地指出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，这批中青年作家用他们的实绩显示出山东新文学鲜活的生命力、颇具现代意味的文化走向。那种机械的、麻木的、僵化的精神烟霭在渐渐消散，齐鲁文化的源初价值旨向，在本世纪末情绪围困的文学王国中，焕发出迷人的人文光彩。